先秦儒家与法家比较三题

一、民本与君本

经三代政治精英提出“民为邦本”[1](P228)的政治命题而为孔孟所光大，先秦儒家的政治价值取向之为民本即为后世所公认。那么此民本的具体涵义有哪些呢？本文以为至少有三。其一是尊民为天。众所周知，自尧舜至三代，天是其时政治精英心目中的最高政治范式。如尧称“昊天”[1](P217)，舜称“天功”[1](P219)，即是指天的地位至高无上且具政治功能。至于禹，《尚书》有载：“苗民逆命。益赞于禹曰：‘惟德动天，无远弗届。至诚感神，矧兹有苗。’禹拜昌言曰：‘俞！’班师振旅。帝乃诞敷文德，舞干羽于两阶。七旬，有苗格。”[1](P221)此后，三代所有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政治动员，就都是以天的名义来进行了。例如夏启伐有扈称“予惟恭行天之罚”[1](P227)，商汤伐夏桀称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”[1](P230)，周武伐商纣称“商罪贯盈，天命诛之。予弗顺天，厥罪惟钧”[1](P230)等等。然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何以得知天命呢？他们称：“惟天监下民。”[1](P244)意即上天时时都在倾听下民的心声，所谓天心实为民心，此亦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[1](P248)，“天聪明自我民聪明，天明畏自我民明威”[1](P222)之大意耳。于是先有周公之以周文王的名义警告王朝的统治者：“古人有言曰：‘人无于水监，当于民监。’今惟殷坠厥命，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？”[1](P261)后有周穆王之以“蚩尤作乱延及于平民”而招致“天罚”的案例向统治家族说法：作乱殃民者之自取灭亡，固在“上帝监民，罔有磬香，德刑发闻惟腥”，更在“皇帝清问下民，鳏寡有辞于苗”。质言之，下民之辞才是作乱殃民者招致“天罚”的真正原因。所以周穆王感叹：“呜呼！嗣孙，今往何监？非德于民之中？尚明听之哉！”[1](P284)当然，所谓尊民为天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并非指作为人格神的上天果然与下民两位一体，不过既然天心即民心，则其意去此亦不远矣，尤其后经先秦儒家之于天的非人格神化。而所谓天的非人格神化，在孔子虽间有“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”[1](P9)之语，然而他更多地是已经把天当作自然之天来看待了。于是，“子曰：‘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’”[1](P39)问题是，既然已经意识到天非人格神，先秦儒家为什么还要一如既往地尊天呢？除了思维惯性，原因倒也不难体会，就是为了指民为天、借天尊民。不仅如此，百年后，“孟子曰：‘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’”[1](P75)天的政治功能竟已然在民之下了，以致《左传》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[1](P581)所以孟子如此解读历史故事：“万章曰：‘尧以天下与舜，有诸？’孟子曰：‘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’‘然则舜有天下也，孰与之？’曰：‘天与之。’‘天与之者，谆谆然命之乎？’曰：‘否。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’曰：‘以行与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’曰：‘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，暴之于民而民受之。故曰：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’曰：‘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，暴之于民而民受之，如何？’曰：‘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与之，人与之，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’”[1](P96)其二是为民立君。既然“天与”即“人与”，“天心”即“民心”，那么很显然，上天是为民立君而非相反，如此即所谓“惟天惠民，惟辟奉天”[1](P248)，所谓“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”[1](P265)。亦是如此，才有尧舜之“畏天而爱民”[2](P154)，及三代政治精英称“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其克相上帝，宠绥四方”[1](P247)。其后承孔孟，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更是以一言蔽之：“天之生民，非为君也；天之立君，以为民也。”[3](P323)至于为君者当何以行政方得称“为民”，尧舜称旨在富民：“昔者舜弹五弦之琴，造南风之诗。其诗曰：‘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’”[2](P211)三代政治精英则称“天矜于民。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[1](P247)，于是指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”[1](P220)；“道洽政治，泽润生民”[1](P281)。至先秦，孔子称“从政”之道在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[1](P44)，于是原儒有“以政裕民”[3](P112)说，所谓“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，慈爱以优柔之，而民自得矣”[2](P141)。例如鲁哀公问政于孔子，“孔子对曰：‘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。’公曰：‘为之奈何？’孔子曰：‘省力役，薄赋敛，则民富矣；敦礼教，远罪疾，则民寿矣。’”[2](P90)又如梁惠王问政于孟子，“孟子曰：‘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[1](P63)反例亦有，“孟子曰：‘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：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：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：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尔也。’”[1](P88)其三是民贵君轻。既然“天之生民非为君也，天之立君以为民也”，那么无疑，在君民之间的利益权衡上，就只能恒是以民利为重而以君利为轻；一旦二者发生利益冲突，“凡我有官君子”就都应当“以公灭私，民其允怀”[1](P277)，惟“修己以安百姓”[1](P33)是取。有鉴于此，人或建议尧传位与其子，“尧知子丹朱之不肖，不足授天下，于是乃权授舜。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，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。尧曰‘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’，而卒授舜以天下。”[4](P23)继而，“舜子商均亦不肖，舜乃豫荐禹于天。”[4](P33)至于禹，虽“禹子启贤”，禹依然“不厚其子”，而“以天下授益”，因为益行禹所倡导的“舍己从人”之道，而以“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，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”自律。[1](P220)至三代，更有周文王与太公望的君臣对：“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”[5](P6)于是先秦儒家盛赞：“文王视民如伤，望道而未之见；武王不泄迩，不忘远。”[1](P92)意即文武不分遐迩，视天下万民同己身，而以“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”为“王道之始”[1](P63)。不仅如此，孔子在《春秋》中还褒扬了一位以小民之利为重而以王者之命为轻的为君者：“邾子蘧蒢卒。”邾子者姓曹名蘧蒢称文公，系齐鲁之地的撮尔小邦邾国的国君：“邾文公卜迁于绎，史曰：‘利于民，而不利于君。’邾子曰：‘苟利于民，孤之利也。天生民，而树之君，以利之也。民既利矣，孤必与焉。’左右曰：‘命可长也，君何弗为？’邾子曰：‘命在养民。死之短长，时也。民苟利矣，迁也，吉莫如之！’五月，邾文公卒。君子曰：‘知命。’”[1](P666)之后承孔子，惟其君“命在养民”以致无论为君者“死之短长”，“孟子曰：‘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’”[1](P115)问题是，倘若有为君者竟不“知命”呢？关于此，孔子曾警告：“夫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。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”[2](P44)至于孟子，既然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则其态度更加明朗：“齐宣王问曰：‘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有诸？’孟子对曰：‘于传有之。’曰：‘臣弑其君，可乎？’曰：‘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，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’”[1](P6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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